12年广东水底现大量女性骸骨，考古队考察，揭开一段残酷的黑历史

雨落润田

在2012年的广东梅县，一个名为绿窟潭的水下溶洞中，探险队发现了大量女性遗骸。根据现场分析，这与传说中的“浸猪笼”别无二致。将不守妇道的女性放在笼子里沉塘，以此维护家族名声。

这些亡于礼教的女性，成为一个时代悲惨的记忆。想要了解这段黑暗的历史，我们不得不从先秦时期开始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残酷的事情。

先秦礼教

四大文明古国中，每个国家都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在这一期间，我国从母系社会转入父系社会。男性以其体力的优势巨大，决定了生产方向和话语权，继而成为部落的领导者。之后的千百年来，我国一直以一种男耕女织生产组合延续和发展。

养蚕缫丝的嫘祖，发明车、船的黄帝，这个时候，无论男女在生产方面都有贡献。甚至商朝以及周朝早期，女性仍然能够参与政事，例如打败雅利安白人入侵的妇好，就是华夏第一代女将军。

可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生产力的提升，老百姓储存的粮食越来越多，不用饿肚子的人们有足够多的时间进行思考，发展文明。

于是文明开始爆发，最终在春秋时期到达顶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开始了对女性的约束。

即便在这个时候，部落成为国家，人民之间也有了贫富差异，但男女依然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

文化发展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春秋时期成书的《诗经》中，有着大量歌颂青年男女爱情的诗句。除了《关雎》中的男追女外，更是有许多女追男的案例。

《摽有梅》中“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写一个秦国采梅姑娘在男女集会时大胆求爱的画面；《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写郑国姑娘与男友闹别扭，气得不说话不吃饭。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古人没有许多条条框框的约束，人人都有追逐爱情和自由的权力。

也从侧面证实了礼教与人性抗争时，人们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大胆示爱。女人没有受到任何来自于文化的枷锁。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的孝道和女性的付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世人的重视，同时经济也愈加繁荣，致使两汉时期女性地位提升，朝堂上出现垂帘听政的情况屡见不鲜。

然而汉初吕后乱国以及汉末何后信赖十常侍等，这些亲近小人、祸国殃民的表现，使得大家对女性的感性有了新的认识，不再支持女性掌权。就这样，女性的地位开始降低，直到唐朝时期才有反弹。

唐太宗李世民开朗豪迈，有这样一位帝王为模范，大唐民间也充满了民族自信，开放且豁达。男女不再被教条所约束，女性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提出离婚。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女性彻底丧失了发言权了呢？

宋朝时期，程颐和朱熹作为儒林代表提出了“程朱理学”，其核心为“天理是万物之本源”。

本来理学作为儒学的延申，没什么针对女性的观点，可朱熹那句“存天理灭人欲”，以及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有心之人的利用下就变了味道。

原本这两句强调的是面对利益和诱惑，要秉承孔孟之道约束自己。只是老百姓没有那么多知识储备，他们照搬经典却不会利用，转而变成了约束女性的教条。

这就导致后来的明清对于女性的礼教越来越严格，甚至将原本歌颂烈士配偶不改嫁或殉情的贞节牌坊，变成约束丧夫的女性不得改嫁的枷锁。

残酷的黑历史

通过绿窟潭事件，考古学者将古代针对女性的枷锁和残酷刑法再度搬到大众眼前。除了浸猪笼之外，还有五大酷刑。

其一名为缝阴术，是丈夫对待红杏出墙的妻子、妻子对待与丈夫有染的婢女等所执行的刑罚。

其二名为幽闭术，重击女子耻骨，是子宫脱落或骨骼变形，以此来遏制两性生活。

其三名为骑木驴，通过活动的木棍破坏女性器官，以此达到惩戒的目的。

剩下的挖阴术与椓窍法顾名思义，都是通过外力伤害女性身体，用来控制女性以及恐吓、约束女性。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女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压迫。女性的家人也认为守寡才是正道，不会鼓励女儿再次寻找自己的幸福。一旦被发现与男人暧昧不清，为了家族名节，女方家人也会提出浸猪笼。

当然，的确存在着不守妇道的女子，甚至有通奸闹出人命的事件出现。这些人受到如此惩罚不足一提，然而很多时候又会有许多无辜者，被人误会后面临沉塘的惩罚。

这个时候对女性的压迫达到巅峰，三从四德、夫妇纲常等信息从女孩子出生起就萦绕在耳边。

绿窟潭引人深思

原本“沉塘”、“浸猪笼”等说法仅仅存在于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仿佛于我们遥不可及。但2012年绿窟潭潭底的森森白骨，又将我们拉到了那个封建愚昧的年代。

根据当地县志记载等，专家得出这些女性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源自附近的李氏家族。一个大家族碰到“失节”之事尚且如此，更何况寻常百姓呢？

很难想象，这些女性在被捆住手脚、塞进笼子并绑上石头时，看着水面距离自己越来越远究竟是何种感受？岸上是否有他的父母、丈夫或是爱人呢？可叹这些黑历史持续了几百年，最终在清末得以颠覆。

当腐朽的清廷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涌入民间。随着男性的崛起，女性也开始接受新事物的洗礼。

终于到了民国时期，如秋瑾、盛爱颐、宋庆龄等城市中的女性率先觉醒，开始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力量。这些女性时至今日，仍被广大人民群众尊称为“先生”。

随后，越来越多的伟大女性走上历史舞台。例如邓颖超、何香凝、李德全等，她们以艰苦朴素的精神，与丈夫、父母等奋斗在混乱的旧社会，最终以其打开了新中国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