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

beyond6988

一场大病后，在卧床疗养的第一个繁花之季，没有人知道，至少病人自己不知道，一个九十岁高龄的人能否撑得过去。我的朋友诺曼和努拉·斯通力劝我先不要考虑我的科学研究工作，纯粹放松一下，玩玩字谜或纸牌。

玩字谜是不可能的事，所谓玩字谜就是从晚报最后一页上一堆纷乱的音节中找出一个亚洲城镇的名字或者一部西班牙小说的书名（这是我最小的曾孙女最拿手的绝活），可对我来说远比摆弄动物组织艰巨得多。不过纸牌倒是可以考虑的，要是玩这种游戏的人看重它的补脑功能，就尤其值得考虑了。人要是回忆昔日往事，过去的事件和感情一一来过，悠闲自在地重现一番，这不也是一种补脑游戏吗？

据报道，亚瑟·弗里曼曾说过，写回忆录的人都是想象力过于贫乏、写不了小说的人；他们的记忆力也差，写的回忆录也不真实。自我表达日渐衰退，我也就随波逐流了。我和之前的老人一样，发现时间上离得越近的事越记不清楚，令人苦恼，而隧道尽头反而有色彩和亮光。我能明确地说出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每个月都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要是选择一九七七年或二○一二年，哪个季节发生了什么事就成了一团浆糊。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批评过我最近的一篇论文，我却记不起他的名字。一些同样很杰出的科学家为我辩护，说到了他的别名，我也记不得了。我不能随口说出是哪一年雷克雅未克自然爱好者协会胚胎学分部选我为通信会员，也说不出到底是哪一年美国科学院授予我该院最高奖的荣誉。（不过我记得这两项荣誉给我带来的巨大欢乐。）所以一个通过高倍望远镜观察的人是看不到他迷人果园上方秋高气爽的卷云的，但是一定能看到金星上一个潮湿的山谷里密集的气团，如同我一个不幸的同事——已故的亚历山大·伊万琴科教授两次观察到的那样。

毫无疑问，过去一个世纪那些单调、乏味，还带着奇特忧郁色彩的照相术留给我们“无数如星云般模糊的相片”，那些不记得那个世纪的人一看，就会产生极不真实的感觉。但事实是，我儿时的那辈人在现今一代人看来似乎比十九世纪还遥远。他们仍然固守着十九世纪的拘谨与偏见，固守着传统，如同藤条紧紧缠绕着一棵死树。他们围着大桌子吃饭，坐在硬木椅子上，座位依据个人的地位排列，固定不变。服饰也很繁琐，每一处都留有一些没用的过时点缀（一个城里人穿晨服时得往三十个扣眼里系进去三十颗纽扣，还要打上三个领结，检查十五个衣袋里都有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