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深圳前副市长深度思考：深圳为何降速？合肥又做对了什么？

doco2012

11月27日，由一汽红旗联合凤凰网举办的走进顶级商学院系列活动在深圳举行。

身处举世闻名的“创新之城”，又恰逢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越来越多新动能涌现，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关键词不但更为大众所关注，也已经成为衡量企业能否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的重要维度。

对此，活动特邀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先生带来主题演讲——《推动转型与创新增长的政策体系研究》，探讨转型升级与科技创新之道，纵论中国品牌发展大势，感受中国智造已至之未来！



企业要如何实现创新？

唐杰，原深圳市副市长，“大湾区”设计者，对于城市化过程和产业链过程的相互耦合和匹配关系一直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此次演讲中，以汽车行业为切入点，唐杰对于企业的创新发展战略给出了清晰的见解和阐述。

“中国市场并不缺车，有万国车在中国开，但是唯独缺少中国自己的品牌，能够在世界称为一流的品牌。”唐杰指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并不是靠某个“点”，而是一个产业化、企业化，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比如红旗，与传统汽车相比它是‘减量化’的，但因为引入更多的科技因素，将其与传统工业化结合，因此能够创造出全新的、高端的车型，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创新。只要技术的积累、企业的实力，以及整体的配套条件完备，企业就会内生性的不断向上走，焕发出新的创新精神。”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要有激励，如果没激励就不会创新。”在本次演讲中，唐杰特别提到了激励对于创新的重要作用。唐杰认为，激励市场和主体行为会推动持续的创新，而最重要的激励，来自于市场，来自于消费者认可。

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就提到过分工对于手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在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分工的细化与专业化，更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

唐杰在本次演讲中同样提到了空间集聚效应对于创新的重要性，有八个字非常重要，就是 “邻近共享，学习匹配”。

“若干创新型企业在一起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竞争，更在于互通有无的匹配。”唐杰以自己最近所做的调查数据证实了上述观点——深圳100家中小微企业，平均每家在大湾区有70家供货商，自己又是50家企业的供货商，而华为的供应商，仅仅在湾区就有3万家，有3万个企业和华为合作。“这就是匹配和学习，协同分工下的空间条件。

合肥模式的启示

唐杰发现，将美国上市公司和我国上市公司对比，会发现明显不同的特征。美国的信息技术、通讯服务、医疗保健占比较高，在我国这些领域占比却偏低，而金融、资源类企业占比极高，等于是谁占有资源，谁就可以获得激励，对于创新的激励是不够的。



在美国，就业、城市发展与创新息息相关，科学发现的表达——论文，是跟产业技术表达——专利有密切的关系的。

我国要建立创新型国家，但如今大量的科学研究却和产业无关。因此在《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就提出了要进行科学体制改革，让大学、企业、政府能够一体化地相互围绕创新。

合肥的模式，或许就可以作为案例参考。

合肥是我们过去长期低估的一座城市

2000年，作为安徽省会的合肥，人均GDP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如今的合肥GDP总量已经超过万亿，人均GDP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



合肥为何能够在二十年间获得如此巨大的增长？正在于其政府将产业与科学的有效结合。

对此，唐杰举了合肥最经典三个案例：与京东方合作，做显示技术；与蔚来合作，做新能源汽车；与长鑫存储合作，建设中国最大的储存芯片生产基地。

这样的能力并不是合肥“突然具备”的，而是合肥长期以来的厚积薄发、以及科学的决策制度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强大的科技实力，来自于合肥扎实的科学产业。作为中国的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拥有中科大12个所，全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38个重大装置当中有8个在合肥，是一个科学家云集的城市，在大规模科学研发上的投入极高。



而对于合肥科学决策制度的认识，则来自唐杰一段与合肥交流的经历：在合肥的重大项目中，决策者不仅仅是政府与市委，而是在政府项目引入之后，先报市人大财经委，财经委审完之后报给主任办公会，主任办公会办完以后再给常委会。

而市人大财经预算委有大量社会人士，主任办公会里面有大量从政府出来的老领导，到人大常委就是三类人：政府部门、大学和金融界/产业界。

在广泛地征求各界专业人士意见后，最后还要通报给政协，并有明确规定创业建立容错纠错的法律，这样才有了合肥科学的决策制度。

因而在2021最受投资机构欢迎的地方政府LP当中，合肥市排名第二，仅次于深圳，甚至高于上海浦东。



经济增长正在放缓的深圳，其实经历过许多个大起大落的周期

合肥的模式对于深圳以及其它城市有什么借鉴意义？尤其是近些年经济增长趋于平缓的深圳，未来又该如何突破创新？

唐杰认为，历史上的深圳曾有过高点增长率将近60，也有过1985年的增长率低于5，和全国的差距从差50个点，现在回到差1个点，深圳其实是一个经过大起大落的城市。



腾笼换鸟，大量的产业出走，深圳也经历过。唐杰表示，一个城市的增长就会有高有低，有周期。关键在于能否在低潮之后淘汰落后，吸引先进。华为崛起，比亚迪崛起，中兴崛起，平安崛起，招商崛起，都崛起在被抛弃的时候，在一轮大衰退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成为深圳的主体。甚至深圳每一次大的经济下滑，都会出现新一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兴企业的崛起。

城市的增长可以划为两个部分：一是内生性的，创新企业在成长之后，从10个亿、50个亿、100个亿到上万亿的时候，内在结构是在不断发生变化，否则早就不可能持续了；二是有新的产业进入。

未来要看深圳，一是看华为、平安、招商，包括大疆这样的企业还能不能有持续的生命力，能否持续创新、给予城市以内生性的增长动力。

再就是有新的产业进入，让深圳实现“复杂性的提高”，也就是从深圳最早做箱包、旅游鞋、电风扇，到后来做得越来越复杂，现在做到5G最复杂的部分。

当生产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收入才会越来越高。工业化初期收入不高的原因就在于只能做简单的大路货产品，别人都可以做，那就没有核心竞争力。只有最后走到蓝海，能生产出独一无二的产品，拥有定价权的时候，才能获得高收入。深圳大量的企业可以做到这一步，它们的生命力就是深圳的生命力。

以下为唐杰演讲全文：

唐杰：很高兴有机会因为红旗结缘，红旗车让我们看了很震撼。中国不缺车，有万国车在中国开，但是中国缺自己品牌的车，缺自己品牌走向世界一流的车，而红旗就是这样一个车。

其实汽车工业各国都重视，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当年中国想自己造车的时候，我们用逆向工程方式来造车，买来车横着去开、竖着去开，最后造出来的车还是和奔驰无法相比，因为你锯开之后，你不知道它设计的基本原理，你不知道它设计的基本原理。所以你锯开只能是“仿”、“像”，但你不是一个真正的车。

红旗这一轮的改造，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车，我觉得应该祝贺红旗，也应该祝贺凤凰，红旗和凤凰的结合，应该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未来会推动中国的产业高端化。我想对在座的各位也非常重要，这是MBA、EMBA都担负着重大的使命，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企业化的过程。

我今天在这个角度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如何看待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企业从低端走向高端的过程。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要有激励，如果没激励就不会创新。如果优质产品卖低价，比如，如果红旗H9和现在最低档的车卖一个价，那红旗就不会创新。

那到底是谁给激励？也许是国家国资委给激励，但更加重要的是市场给激励，消费者认可。激励市场和主体行为会推动持续的创新。如果我们市场条件不能够鉴别好车和坏车，劣币驱逐良币，大家就不会创新。

那么创新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当你创新以后会发生什么？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人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我看了看红旗的这轮创新，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对人的重视，对人才的重视，对研发的重视。如果没有这样的重视，它就不会有一系列新车型的迸发。

那在整体变化当中，为什么高端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高？为什么物质投入的比重在下降？一般劳动的比重在下降？比如蔚来，现在就可以看到大量一般性的劳动在被AI所取代。但是高端的创造性的劳动，依旧是AI很难取代的。

现在全中国各个城市卷起了一种浪潮，就是争夺人才的浪潮，看谁能够抢到人才。20年前的深圳是争夺大学生，现在的深圳是争夺博士、硕士，要争夺前100所大学的学生。现在很多地方甚至要看你本科读的哪个大学，本科清华和硕士清华的含金量是有差别的，与博士清华的含金量差别更大，因为那是千军万马竞争出来的，这个看起来很重要。

刚才和冯总一块儿聊怎么看东北，怎么看深圳，怎么看中国其他地区。东北现在的空间条件显然没有深圳好，那深圳是不是最好的呢？也不一定。是不是东北的空间条件永远不好呢？也不一定。

因为东北的空间条件曾经是中国最好的空间条件，产生了共和国工业的原发。过去40年东北的空间条件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未来如何，这是需要探讨的。当我们选择一个地区去研究的时候，有八个字比较重要，“邻近共享学习匹配”，你和一个创新者挨着，这个榜样就会带动你创新。你和若干创新企业在一起，你们大家就会分享创新的经历，或者分享创新的想象力，大家就可以互相学习，并互通有无的匹配。

没有一家企业可以说我什么都能做到，大家一定是分工的。找不到好的分工伙伴，你就不会有发展。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小的调查，调查了深圳100家中小微企业三年的数据，做了若干指标的评价，最后发现这100家企业有一个共同特征。这100家中小微企业平均每家在大湾区有70家供货商，自己又是50家企业的供货商，这就是匹配和学习，每个人都做自己最好的。

你说我为什么要你做我的供货商，你把钱都赚走，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做呢？因为你的效率没有供货商高。

关于各种政府政策，以及政府政策是否有效这方面。很多人说深圳走到今天就是小政府，真的就是小政府吗？不一定。这个政府不大，但是有钱，它有钱就可以做很多事，因为它小，它可能关注的点就比较集中，它就会比较有效。







当我们对比美国和我们的上市公司，信息技术、通讯服务、医疗保健类在美国占比是高的，在我们这儿是低的，我们是金融、资源类占比极高。我刚才说市场激励很重要，而我们的市场激励是有问题的，对于新型科技性企业的激励是不够的。我们激励的更多是金融行业，谁占有资源，谁可以获得激励，但是对于创新的激励不够。



这个图Per Capita GDP，是人均GDP归一化。大家可以看这样一个近似于45度的线表明什么？表明你要赶上美国的人工收入，你就一定要拥有和美国一样的创造力。

你的全要素生产率比他高，你的人均收入就会高于他，你全要素生产率低于他，你的人均收入就低于他。为什么说人才重要？为什么说技术结构重要？就是因为它们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产率的高低。

这个图，我们是美国六分之一左右的位置。未来我们要超越美国，不仅仅是总量。当然总量也很重要，我们从美国的三十二分之一起步，现在是美国的六分之一，未来会走到美国的一半，最后达到和美国一样，完成这一切的条件就是：你的要素生产率要提高，像一汽红旗这样不断推出最好、最新，让人有新一代汽车感受的汽车。

世界上最创新的地区就是湾区，湾区最创新的特征表现在什么地方？2000年，每10万分产生139项专利，占美国所有专利的12%。15年后，每10万人产生340项，占美国的18%。一座城市占美国的近五分之一，这就是一座创新的城市。

深圳有一个指标比湾区、旧金山要高，就是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申请的PCT国际专利，深圳一直稳定在全国的三分之一上下。深圳现在人均拥有的专利在全国是最高的。



美国的专利集中在两个端，一个集中在东部，一个集中在西部。美国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东部，西部要低一点。美国的GDP也主要集中在东部。美国的就业、城市发展跟创新密切相关，跟科学发现表达（论文）、跟产业技术表达（专利）有密切的关系。

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比较了所有的大城市重要管道连接，地下气、水都是要管道的，这些接头的专利，就是大城市计算机的密度，随着城市规模越大，复杂程度越高的计算机软件的专利密度就会快速提高。





这个图告诉大家大城市是创新的，中等城市是制造的，小城市是宜居的。未来的中国大城市比较看谁能够更加创新。

散点图连起来可以看到，城市规模越大，计算机和数学人才量更高。深圳的集中行业是什么呢？是计算机通讯、

服务业和金融，这两个行业高度依赖计算机和数学的。今后大家有机会就去拿一个STEM的硕士，否则你就很难找工作。你说我是学金融的，想进银行，现在一般进不去了，为什么？银行更多的要学工程的、要学科学的、要学计算机的。

大家都知道AI，AI在深圳最多的应用是接线生，大量的接线员已经是AI了，不是人了，这就是一个算法。比如你去打平安的客服，80种声音全部是AI，没有人，这些都是用算法算出来的。



这个图，从美国目前的经验来看，我们要建设一个创新性国家，怎么做呢？比较简单，这是大学和非营利机构，这个就是企业，这就是联邦政府。大学和企业构成了一体化的相互围绕的创新。

中国一般会说两个模式：合肥模式、深圳模式。



2000年，合肥作为一个安徽省的省会城市，它的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合肥的总量超过万亿之后，它的人均GDP已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了，合肥20年经历了一个极快速的增长。

一是它和中国所有城市都是一样的，在八九十年代，都在搞家电，特别是南方城市。深圳也是搞家电起来的，深圳当时搞电风扇、电冰箱、空调，我们引进生产线。大概到90年代中期，传统一代家电企业都濒临破产，主要是由于管理和创新能力不够，直到后来引入了海尔、格力、美的，再加上TCL，再加上日本的品牌后，大概经过十年，合肥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之一。

二是合肥的升级，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合肥最经典的三个案例：合肥和京东方合作，做显示技术；合肥和蔚来合作，做新能源汽车；合肥和长鑫存储合作，这个合作项目投资950个亿，建中国最大的储存芯片生产基地。政府选择项目，经过国资投入进入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退出，退出之后再来一轮。京东方从6.5代线投到8.5代线，投到10.5代线，政府一共投了400亿，赚了500亿，然后再把这个模式放在蔚来上，再放到长鑫存储上。

合肥怎样突然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大家到合肥去，可以看到合肥是我们过去长期低估的一座城市，它是中国的国家科学中心，它有中科大、有12个所，全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38个重大装置当中，有8个在合肥，这是一个科学家云集的城市。历史阴错阳差把中科大送给了安徽，安徽省会搬迁就到了合肥。

他们讲故事，说中科大搬迁的时候，一路上很多地方想要，最后凑凑不够粮票，养不起几千科学家，在郑州停留了两天，郑州没凑齐粮票，到了安庆，安徽领导人说我再穷，我要把粮票凑齐，你就不要走了。然后用了安庆一个师范学院的校址，后来才有了中科大。阴错阳差，50年前一个历史的误会，它从北京出走，落到合肥，合肥因此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

咱们现在只有一个中科院的一个先进技术研究院，还没到重大。现在深圳只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鹏城实验室，那是深圳自费闹革命闹来的。共和国历史上，没有说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地方提议、地方掏钱，打了三年游击战，然后就变成国家的了，而且只有一座，大家可以看合肥有多少。

当然合肥还有一个特点，合肥在大规模科学研发上的投入极高。

我们看一下合肥是怎么变化的，大家看这个位置就知道，显然比我们深圳这个位置好，我们这个位置还不比长春好，长春距离中国主要消费中心的位置比深圳还要近，深圳的区位是出海最好的，开放大循环最好，但你要走向对内和对外两个循环，看起来还是合肥更好。

合肥是一个什么地方？15年前合肥是没有铁路的，合肥要上铁路，从合肥出去，坐省线，到蚌埠才能转国家铁路，而现在合肥拥有了米字型高铁线路，大家想一想深圳有几条高铁呢？合肥还马上要变成12条高铁的汇集地了。在高铁时代，一座城市因为高铁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空间位置，合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这是中国万亿GDP城市的分布，分布就在长江流域。中国大量的产业向长江黄金水道集中，是大势所趋。

这一条深圳要高度关注，我们想过没有？安徽省合肥市在2021最受投资机构欢迎的地方政府LP当中排名第一，仅次于深圳。上海几位教授看了之后特别惊讶，浦东居然排在合肥之后，其实这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合肥在过去10年间发生了我们很难想象的巨大变革，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改革过程，才保证了一个市场和产业的有效融合。



我去看合肥的时候，合肥确实有两个条件是中国很多城市没做到的：

立法深圳做了，还有一个是深圳没做的。我去合肥，合肥人跟我说所有重大项目不仅仅是政府决策的，也不仅仅是市委决策的，不仅仅是人大常委会决策的。政府项目引入之后，要报给市人大财经委，财经委审完之后报给主任办公会，主任办公会以后给常委会。我就特别好奇，你们不嫌这样的流程很长吗？他说不长，我可以平行就报了。我说报了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人大财经预算委有大量社会人士，主任办公会里面有大量从政府出来的老领导，人大常委则是三类人：政府部门、大学和金融界/产业界。为什么合肥的项目相对成功呢？这就是成功的关键：广泛地征求意见，最后还要通报给政协，能够明确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建立一个科学的决策制度。

下面比较一下深圳和合肥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先来看深圳，高点增长率将近60%，1985年的增长率低于5%；深圳和全国的差距，从差50个点，现在回到差1个点。所以，深圳是一个经过大起大落的城市，深圳也是一个逐渐降速的城市。很多人以为深圳发展一帆风顺，错了，深圳的坎坎坷坷很多，经历过的挫折也是巨大的。深圳在过去的40年里，每隔七八年就是一个周期。

今年深圳增长率就不高，很多人就讨论“深圳怎么了？”，其实深圳“没怎么了“，因为一个城市的增长就会有高有低。实际上，高和低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低了之后要能淘汰落后产能，吸引先进产业。

回顾历史看，华为崛起，比亚迪崛起，中兴崛起，平安崛起，招商崛起，都崛起在当年所谓的“深圳被抛弃”的时候。经历过那一轮大衰退，他们才真正成为深圳的主体。

现在有人会问，那深圳还能够再出现新的华为和中兴吗？未来是否还要有新的腾讯呢？这些年深圳在培养新产业，现在出现真正新的站得住脚的就是大疆一家。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现在的华为还是以前的华为吗？腾讯还是以前的腾讯吗？

城市的增长可以划为两个部分：一是内生性的，也就是一旦创新企业成长之后，他从小到大，从10个亿、50个亿、100个亿到上万亿的时候，它的内在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二是有新的产业进入。

所以，未来要看深圳，一是看华为、平安、招商，包括大疆这样的企业还能不能有持续的生命力，它们的生命力就是深圳的生命力。

为什么这么说？一个中小企业平均都有七八十家供货商，大家就可以想象华为这样体量的企业有多少供应商，仅仅在湾区，就有3万家企业和华为合作。

深圳有2个“一万倍”——40年里，深圳经济总量翻了一万倍，从2亿到2万多亿；财政收入翻了一万倍，从不足1亿增加到将近万亿。

我们现在看深圳还要这样想，深圳到了人均GDP3万美元的时候，也就是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倍的时候，是到头了吗？

经常有人说，深圳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劳动力成本高企，香港5万了，纽约9万了，旧金山10万了，我们高企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经常说降成本，但劳动力成本可降吗？不能，因为我们只能给人才更高的收入，因为未来我们要变化更高的生产率。一个标准劳动力，他的收入10万美元，但他创造的价值可能就是15万。

“十四五”规划纲要里面有一句明确的话，“要使我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明显地高于经济增长”，如果劳动生产率不增长，只是GDP增长，那大家收入增长哪儿来的钱？借的。所以，深圳未来看起来，产生大企业重要，但产生创新企业更重要。

看一下深圳在国际上的地位。深圳和香港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世界第二。为什么把深圳和香港放在一块儿？是因为50平方公里的图版上分不出深圳和香港来。不是说找不到边界，而是在任意一个50平方公里的图版上，深圳和香港企业注册名字都是共同在这个地方的。大量深圳企业会跨过罗湖桥到香港注册，大量的香港公司在深圳注册，所以这两个城市是高度融合的。

我们如何建立创新性国家？在这张图上最简单的解释，当第一梯队里有一半儿是中国城市的时候，我们就是创新性国家了。

深圳和其他全球城市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上面这段话不是我写的，是我从麦肯锡关于深圳分析当中翻译过来的。“深圳曾经是一个血汗工厂和山寨城市，现在成为世界级创新中心城市。”

“观察深圳创新和结构动态要通过创业企业的视角来审视创新，动态结构演化在深圳直接表现为，创新企业一直在向产业价值链上方移动。”

“深圳吸引着无穷热衷于新制造方式的企业家。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带着一个想法来深圳，以合理的价格进行原型设计、测试、制造推向市场。产业链的精细化分工让企业成为可能，产业链上很小的一点事就可以做成一个大企业，大企业三五个亿也可以了，不需要很多的资产，企业边界大大缩小。”

为什么深圳小微企业很多呢？道理就在这里，大家都在细分化。在深圳，我找到一个芝麻大的东西，我只要能够持续做，我就能把它做成世界第一，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需要芝麻。

这是做的高新区特别清晰的结论。大家从这个图上直接就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在高新区11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的集中度越来越高，更多的企业向这11平方公里集中。这11平方公里的产出就已经超越了兰州一个市了。

第二个结论，服务、信息业和制造业，三种业态在1500米的距离集中。做硬件的企业离不开做软件的，也离不开做中介服务的，分工越来越细致，就构成了深圳的一个特点——大规模的企业因为我有邻近，因为我可以共享，因为我可以学习，我可以找到匹配，我可以生存发展，这就是深圳的特征。

我们把企业划分成两类：一类是硬件的通讯装备制造；二是信息软件服务，这两个产业构成深圳核心。

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会出现复杂性的提高。什么叫复杂性提高？深圳最早做箱包、旅游鞋、电风扇，后来做的越来越复杂，现在做到5G最复杂的部分，这就是复杂性的提高。比如深圳海思半导体，做到了半导体领域设计之巅，引起了美国人警觉。

大家可以看到，当你的生产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你的收入就会越来越高。现在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你为什么穷？是因为你没有工业化；你工业化初期为什么收入不高？是因为你只能做简单的大路货产品，别人都可以做，你没有核心竞争力。只有最后走到蓝海，你做的东西别人做不了的时候，你有定价权的时候，才能获得高收入。其实，深圳大量的企业可以做到这一步。

当年，我们开放的时候，深圳是做劳动密集型，现在可以看到，走向空间集聚/产业链的时候，我们开始做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从合肥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到，合肥就是从家电过渡到了屏幕显示，再过渡到了汽车，现在过渡到了存储芯片。

深圳现在更多的产品是科学引领。这样的产品里面，物质量在减少，但是科学含量在大幅增加。

这也导致了东北和深圳的差别——东北设备是重型的，深圳的设备一定是轻型的。因为当你是轻型的设备的时候，你就可以拆开去分工，但是重型设备就很难拆，很难用分工方式做。这也导致了生产重型设备的企业一定是一个巨大的企业。大家都知道，一个巨大的企业，我什么事都自己干的时候，效率就一定会低于社会分工。

我前两天看了一家很小的企业，现在销售收入不到2个亿，但是它在世界领域VR的会议系统上已经排第一了。它的主要采购方都在美国、欧洲。我开会用了一下这个会议系统，5米之外，360度拾音，360度摄影。一台这样的小型会议系统大概5000块钱，不需要联通电脑，直接插上WiFi就可以开会，而且开会是带高清和美颜功能的。我在那个系统上开会特别开心，因为看到自己特别年轻。

未来需要这么多会议系统吗？可能不需要，它也不是一个大公司，但它是一个高尖端的公司。


科学和制造完美的结合，然后实现高度的细分化，这就是我看一汽的感受。2020年20万辆、2022年40万辆、2025年60万辆、2030年80-100万辆，同时进军新能源领域。在这样一个巨大突破的时候，我个人感觉一汽走向了一个再工业化的过程。

传统的工业制造和新一代以高端设计引领的制造已经不同了，同时它需要更加精密的制造，这种制造的难度技术要求超过前一代的汽车。

未来“一部四院”式的体制，“三国五地”的布局，如何再演化成中国新一代工业技术的重大突破，可能要靠一汽的引领，涉及到几大汽车联盟的合作。这样一个合作今后也需要和民营企业合作，不仅是国营和央企，与民营企业的合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